丁晓东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副院长、副教授；中山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士，耶鲁大学、北京大学法学博士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。

      近年来，随着大数据、云计算技术的日臻成熟，各地掀起了探索大数据反腐的一轮热潮。据新华社报道，哈尔滨市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朱海拥有房产多达11套，他并未把这些房产都登记在自己名下，但11套房的水电、气费、物业费却由自己缴纳！相关监管部门由此发现并查出了朱海的违法违纪行为。这成了大数据反腐常被引用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那么，该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势提高反腐能力，发挥其“利器”功效，如何保障大数据反腐的正义性，新京报为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副院长、副教授丁晓东。

　　打破信息孤岛是与传统反腐的最大区别

　　大数据技术就是让信息数据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更大的效用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目前我国运用大数据反腐处于一个什么现状？它与传统手段反腐有何不同？

　　丁晓东：目前来说，大数据应用最多的场景还是在商业领域。应该说反腐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很多人对于大数据反腐的理解还比较片面。从广义上来说，大数据反腐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。此前通过各种档案、记录来审计查找，其本质也是“数据反腐”。

　　大数据反腐是信息化建设反腐的一部分，是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的一种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运用大数据反腐有很大的积极作用。这是因为大数据技术打破了以前的信息孤岛，让原本相对孤立的信息数据互联互通，让信息数据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更大的效用。这个也是大数据反腐与传统反腐的最大不同。

　　但前提是相关政府部门把所有信息都能够输入到信息系统中去。不是说有了大数据反腐这个“利器”，纪检监察机构就轻松了，相反是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　　反腐也需做好数据信息保密

　　运用大数据反腐也不是说想查什么就查什么，这应是一个基本共识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观点认为，运用大数据反腐将让腐败分子无处可逃，你如何看此观点？你觉得该如何理性看待大数据反腐？

　　丁晓东：用大数据反腐在很多领域有正面意义，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。但它也可能造成选择性反腐，或者机会性反腐。比如有的地方有的人，就是针对一些问题不大，涉案金额不多的公务人员进行反腐。

　　而真正腐败的人，由于他们有更多“门路”，或者说他们对于大数据的反侦察能力更强，他们反倒逃脱了大数据的“追踪”。

　　还有一个问题，用大数据反腐会不会侵犯公民隐私的问题。有的人可能会说，个人隐私没什么值得保护的，好人不怕查。“你爱查什么就查什么，你爱查我的消费记录，出行记录什么都可以。”

　　但是，人无完人，谁不会犯点错，或做得不对的时候呢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。如果用大数据反腐，深入到这个层面的话，就会使得个人完全没有“隐私空间”。这样的话，一些原本人们希望被“过滤”掉的信息也能够被大数据查出来，这样的确可能激发新的社会矛盾。

　　当然，合理的信息应该披露，但是需要掌握在相关的安全部门，而不能泄露，不能被犯罪分子掌握。这种风险需要考虑清楚，并有一套应对方案。

　　设立完善的权限等级、报警机制

　　数据泄露的风险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保密制度，有相应的风险评级机制。

　　新京报：大数据技术具有天然获取信息的功能，因此，运用大数据反腐该如何做到程序正义？

　　丁晓东：用大数据反腐的话，必须要做到一点，就是要在不同的领域里，不同的场合下必须有一个相称性。即对于数据的使用要合情合理合法，不能因为发现一个有问题的信息就怀疑某人，然后就调取所有相关数据信息，也不分部门都可以调取。

　　数据信息应该根据不同的级别来设置不同权限，它既是指数据信息本身的级别，也指司法人员的级别。数据信息级别越高的，需要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员才能查询。

　　数据泄露的风险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保密制度。比如，重大的、恶性杀人事件，或暴力群体性事件，这种数据信息查询的权限就要高一些。包括个人信息，从收集、储存，到流转，所有环节都应建立相应的风险评级机制。

　　这套风险评级机制还需设计“报警系统”，比如没有相应权限的人员强行登录系统，系统应该会报警，系统被破坏会报警，数据不被允许拷贝的但被拷贝了也会报警等。

　　大数据反腐要做大事，不要揪“小尾巴”

　　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工具，大数据反腐应该用来揪出难以查出的大问题。

　　新京报：大数据时代有种隐私无所遁形的逼仄感。它是否会让公务员也产生这种感觉？运用大数据反腐应该如何处理好公务员私德与公德的界线？

　　丁晓东：用大数据反腐的确需要对公务员的“公德”、“私德”问题进行有效区分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大数据反腐应该更多地去针对一些大问题进行“侦查”。而不能说动不动就要通过大数据反腐来解决什么什么问题。如果是这样，的确会让公民、公务员感觉“无处藏身”，时刻被监视着。

　　用大数据反腐，如果到了“吹毛求疵”的地步，或者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选择性反腐，机会性反腐。比如某个官员有政敌，或者不喜欢某个同僚（或商人），就用大数据查他。

　　这也不利于公务员，甚至普通民众的隐私保护。总之，不能用大数据反腐来揪住一些公务人员的“小尾巴”不放，这样反而不利于形成廉洁、清明的官场氛围。

　　新京报：如果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反腐，下一步应该做好哪些工作？

　　丁晓东：大数据反腐，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信息在反腐中的作用，而且已经积极行动去运用和尝试大数据这一工具。下一步工作，我想可以从“推进”与“预防”两方面来推进。

　　“推进”就是要推进信息化建设，打破信息孤岛，使得大数据真正成为真实的有效的大数据，并且要保证数据的不断更新。“预防”就是要预防大数据反腐所造成的种种问题，比如选择性、随机性反腐，防止国家宝贵的反腐资源被无效甚至错误地应用。

　　新京报时事访谈员 肖隆平

      【来源：2018年6月8日《新京报》】